由人像画馆演变来的 淮安首家照相馆——天真照相

仙客来

西方照相术传入中国之前，无论是活人的肖像写真，还是亡人的影像“揭白”（揭开蒙脸白布进行写生），都是靠传统画师用毛笔蘸彩墨在宣纸上勾画出来的。一幅逼真的人物画像，全部仰仗于画师敏锐的观察力及娴熟的写生功夫。

一、迁徙河下

扬州的陶氏画馆，用这种方法给人画像，已经传到26代了。时逢清廷的腐败已积重难返，海外列强争相掠夺，国内破产农民暴动四起。咸丰三年（1856）从广西金田村发难的太平军攻破南京，改建国都，周边豪门贵族、富商财主纷纷避乱江北。主要靠替富裕阶层画像营生的陶氏画馆，随着跑反的人群，沿着大运河，举家迁徙到相对安定、繁华的淮安府河下镇落脚。

陶氏画馆第24代传人，成了徙淮第1代始祖的陶师傅，面对淮安已有几家人像画馆的现实，为能在行业竞争中站住脚，绘制人像时格外讲究形神兼备，自号“观心”，寄寓了透过五官外貌能观察到内心世界，并通过笔墨表现其个体心性的艺术追求。

技以名传，名靠技扬。观心画师凭着自己的勤奋与悟性，生意越来越好，终于在河下站稳了脚跟，被后代尊称为“观心太爷”。

观心太爷的画技传给儿子陶德清时，还住在萧湖岸边一片竹林附近的简易茅屋里。为托举儿子早日成名，给他另起艺名“竹坡”，还把自己的人像作品也署名为“竹坡”，以致儿子很快声名大振。孙子陶然（1884—1970）在画室环境的耳濡目染下，从私塾放学一回来就握起笔杆画花、画鸟、画人物，稍长便成了大人的得力助手。为强调独特的家族传承关系，祖父给他也起了一个艺名“子坡”。三代人同室投入人像绘制，生意越发兴旺。

为改善场地狭小、居住拥挤的状况，用三代人省吃俭用积攒的钱，购置了湖嘴大街西支巷——王斗神巷的6间瓦房。

二、谋求新技

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“庚子赔款”，好多商埠进一步对外开放，上海涌现了一批西洋照相馆。时髦青年以拍摄写真相片为荣，名门富豪子女订婚，也把照相纳入重要程序，拍照风气大有向普通阶层蔓延之势。不久，一家新开张的德国人的照相馆，正好选在陶家亲戚的门口。这位上海朱姓亲戚终于按耐不住，特地赶到河下，向观心太爷绘声绘色地介绍了他所见到的西洋照相的神奇：在摄影师引导下，想留影的人坐到三角架支起的照相机前，摆好姿态；摄影师抓起从机里拖出来的“小老鼠”握在手掌心，另一手举起，吸引住留影人的目光；只须将“小老鼠”一捏，机前人的模样就被摄入机内的玻璃板上了；取下玻璃，就能印出形神具备的人像，与真实的人毫发不爽；想印多少张就印多少张。这可比手工画像快得多，也省事得多。极有主见的观心太爷，看准了商机，派年方十七的孙子陶然去上海学照相。

在这位朱姓上海亲戚的周旋下，陶然进了德国人的照相馆，当上助手。德国老板不肯收徒弟，大概不愿别人抢走他的金饭碗吧，陶然只能靠悟性偷学了。这个中国助手毕竟具有绘画的功底，修底片的质量明显优于其他助手，也因此常获老板的夸奖。但在决定底片显影质量的关键性配方及剂量上，老板讳莫如深，总是事先悄悄配好装在纸袋内，给助手带进暗房使用。陶然早就掌握了药液温度控制的数据范围，他为只能停留在这一低级水平而着急。

一心想要得到显影、定影配方的陶然，万般无奈之下，只得最后一次用激将法碰碰运气了。事先串通好了的隔壁亲戚，突然找老板，假称陶然的祖父身体欠安，想念孙子心切，要他立马回家。陶然临别之前，真的依依不舍地恳请老板与自己合影，还拍了馆内的陈设，连柜橱、桌椅都拍到了，说是留着永久的纪念，并表示回到苏北老家，也要开一个德国风格的照相馆，让那里的人开开眼界，恳求老板提供帮助。终于激起了老板宣扬自己祖国先进科技的豪情，爽快地赠送他一套德国原装的最新照相器材并配好的显影、定影药粉，外附一张配方。

三、中西合璧

带着世界领先的德国照相设备的孙子，回到河下古镇，全家自是激动不已。唯独观心太爷异常冷静，关照先莫张扬出去。老人担心的是：显影、定影配方灵不灵？孙子能不能真的独立操作？都还不好肯定。如果照相技术不怎么过硬，质量也不能确保，岂不自砸招牌，还会影响人像画馆的信誉。老人家主张先给自家人照相，检验效果。不出所料，冲洗印放的照片总不那么理想，不是偏淡，就是偏深。最后怀疑到显影配方的剂量可能有误，通过渐次增减配比的方法，连续跟踪记录，对照分析，不断获得改善。

处事谨慎的观心太爷，敦促接上手的儿孙，坚持把改善后的照相技术作为人工画像的辅助手段：给登门画肖像的顾客先拍照，大大节约了坐等的时间；甚至带着相机跟随夹哭丧棒的孝子赶到亡故亲人的寿凳边，来个照相“揭白”，也大大缩短了现场手工操作的时间。这种独特的经营方法，很受各方面顾客欢迎，生意越发红火。

在观心太爷、竹坡老爷相继过世后，撑门立户的孙辈陶然，也正是用这种先拍摄、再绘画的独特工序，完成了一件极具有审美情趣、兼具史料价值的长卷，即淮安晚清《六君子画赞》。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：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）春，52岁的陶然，应陈畏人之请，将其与汪澄伯两人分头搜集的潘德舆、鲁一同、丁晏、高延第、徐嘉、段朝端六位先贤的遗像一一翻拍成照片，反复试排构图方式，再据照片集中勾画于长160厘米、高46厘米的长卷中，每个先贤画像的上方，还仿书其他学者名家的相关赞语与跋，卷末署名为“江都画士陶然子坡”。此长卷由陈畏人之子陈慎侗珍藏。据前文化局副局长刘怀玉考证，徐嘉之子、晚清秀才徐锺恒持汪澄伯转摩的长卷，又请人刻成石碑，置于府学。

四、新馆开张

由于照相技术在画人像过程中的频繁运用，竟也攻克了在洋老板那里无法掌握的一些照片制作难关，终于摸索总结出一套完整、成熟、可靠的工艺流程。照相馆的开张，则是水到渠成的事了。于是在院内新建了3间摄影棚。那时，淮安还没有用上电灯，为解决采光问题，除了四壁增加玻璃窗，还在棚顶装置了成排的玻璃天窗，在天窗下拉起黑布幔，用增大或缩小不同部位的窗帘、布幔面积的方法，调节光线的方向及强度。陶家别出心裁的建筑，很快引来四邻围观，被昵称为“玻璃房”。紧接着，在王斗神巷口拉起了观心太爷早已拟定好的“天真照相”招牌，——由4片正方形铁皮制成，每片一字，皆为楷书，极易认读；而蓝底白字又令人极易联想到蓝天白云，形成对相片所表现的天然、真实这一特色的巧妙暗示，耐人寻味！

首家照相馆开业的轰动程度，从此门庭若市的拥挤程度，自不必说。为了应急，在3个儿子年龄还偏小的情况下，让比他们大一点的3个女儿全部上手。即便女儿出嫁了，也经常唤回娘家帮着打突击。最小的女儿，因丈夫去世早索性住到娘家帮忙，还经常往返南京、上海忙进货，后来连照相器材的添置与零件的更新也几乎全由她包下。

颇得观心太爷遗风的撑门人陶然，就在完成《六君子画赞》的那年，仗着有女儿们的扶持，把河下的天真照相馆，交给刚成年的两个儿子陶洪章与陶洪建掌管，给不足20岁的兄弟俩压担子。自己则带着9岁的小儿子陶洪藻进城开分店，仍用“天真照相”作招牌。陶洪藻在父亲的耳提面命调教下，长到13岁便能独立给人拍订婚照，16岁时底片便修得相当不错，无须再返工。

五、战争风云

进城开分店没两年，日寇侵华，淮安沦陷。鬼子为严密监控流动人口，强迫百姓人人拍照片，以备贴到将要随身携带的“良民证”上。这突击拍照片的业务全部落到了两处“天真照相”馆的身上。修底片是纯手工操作的一项细活，陶氏举全家之力仍感吃紧，情急之中创出“涂红”法，取代了尽管经久却吃工、耗时的“铅修”（用中性铅笔一点一点涂）法。也就在那段时间，照相被少见多怪的老人说成是西洋魔镜把人的精气神摄去，还煞有介事地把底片上留下斑斑血迹作为依据。这“血迹”其实就是修底片用的普通红墨水。那时照相远未普及，专业照相馆更属稀罕，闹出这样的笑话也就不稀奇了。

1945年夏秋之间，新四军黄克诚的三师进驻河下，攻城指挥部也设在河下。不久日伪投降，淮安城第一次解放，华中分局、华东军区、新华日报社及其印刷厂、华中银行及其印钞厂等重量级机关纷纷进驻河下与城内。党政军方面的干群、尤其是投笔从戎的青年人，大都喜欢来天真照相馆拍张表现军旅生活的写真照。陶然父子为他们拍摄冲洗，忙得不亦乐乎，在印放的许多英俊潇洒的照片中，就有陈毅、黄克诚、粟裕等赫赫有名的高级将领的面容。一张成功的照片，少不了摄影师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心灵沟通，摄影师要尊重来人的心理需求，来人也要对摄影师的安排心领神会，才能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，定格最精彩的瞬间。所以陶家父子很容易与来店的领导结成友谊。至今，孙辈中还有人记得，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八十几岁高龄的老首长旧地重游，特地来河下寻找陶然的长子陶洪章。见面后自报家门才回忆起是当年的陈海峰，才知道后来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、卫生部部长等要职。老首长听到陶然已于文革后期以88岁的高龄离世，看到当年27岁的青年老板陶洪章，已成了年逾花甲的老人，也感慨不已。故友重逢，分外亲切，合影留念时连陶家的所有老小都拉了进来。

六、合作天地

1956年全国范围的合作化高潮中，淮城镇所有家族式的照相馆都组织起来，两三年后又经过公私合营跃升为国营企业。一个较长时间内，只设两个大门市部：一个位于老城内镇淮楼广场西侧的新楼房内，起名“淮安照相”；一个位于河下花巷北端的宽敞房群内，仍沿用“天真”的招牌。从业人员按照最佳组合的原则，可以在两大门市间调动，大家在业务上增加了交流与切磋的机会。新学员的吸收，不再限于从业人员家属，突破了近亲繁殖的局限性。业务上的互补性与规模性大大增强。——“天真”的招牌仍在，但那毕竟属表象的层次。天真的内在品质，在与同行的共同发展与相互交融中，得到锤炼。

就在淮安照相业组织起来不久，洪泽建县，首任县长是原淮城镇长杨锦富，为迅速改变那里的落后面貌，对淮安饮服行业十分熟悉的新县长，要从家乡抽调烹调、服装、照相方面的业务尖子各一名去带动发展，其中照相业被抽调的就是陶然的第二个儿子、艺名叫“小坡”的陶洪建。陶洪建与那里的一家个体照相老板合作起来，取名“洪光照相”。1959年正值国庆十周年，因为生意特好，让已长到13岁的大儿子陶林祥退学做帮手，老子手把手地教，儿子用心地领会。兴许是“教学相长”的规律吧，从拍照到洗印，从底片整修到照片着色，甚至艺术放大，父子俩的的技艺都是过硬的，出手照片的质量都是上乘的。不用多长时间，荣光照相的美誉度，竟超出县界，辐射到了泗洪、灌南一带，陶家父子也成了淮阴地区榜上有名的行业能手。——天真的技艺连同天真的精神，在异地开花，结果。天真的荣光，这可是一句耐人寻味的双关语啊！

陶然的三儿子陶洪藻，从9岁起便长期跟在父亲身边，养成内向性格，以致到新的环境里，业务过硬的他，待人却非常恭谦。单位同事王洪藻跟他同名，常让领导混淆，他很快作出退让，接受改名建议，从此用上陶立本的姓名。其实，他完全可以用5个姐姐、哥哥名字里都带“洪”的理由，坚持不改名。在单位里，他技术过硬、基础扎实的诸多优点，往往容易被外向型的人所掩盖。据曾经同一个单位上班的他的遗孀卢秀清说，在名额严格受限制的职称评定上，他老是二级摄影师。倒是退休下来，他的能量之光，就再也遮挡不住了。让昔日同行惊奇的是，别人修不好的照相机转到他手里，不论国产的还是进口的，一修就灵！道理很简单，他对机械传动的照相机，从结构到性能，早已了如指掌，才能运用娴熟。这道理人人会讲，但不一定人人能做到；他虽然能做到，但不善于说，也不愿意说。也因为退休在家，有了修修补补的闲情逸致，让邻里羡慕的是，瓦工、木工、漆工活计样样干得来，几乎用不着另外请；他利用边角废料打造的椅子，既硬实，又新潮，不比专业木匠做的差，遗孀至今还用着，舍不得丢弃。看来，在一个比较大的单位里，如何形成人尽其才、物尽其用的兴旺而生动的局面，确实是领导班子值得注意并致力研究的永恒课题。

七、继往开来

河下的天真门市部，在文革高潮里一度改名为“红光照相”，但文革刚一结束就重新恢复了“天真照相”的招牌。

随着照相机的迅速普及，国营照相业解体，让位于经营更加机动灵活的照相个体户。

如今，数码相机几乎普及到每个家庭，个体照相因举步维艰而锐减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“天真照相”的老字号招牌仍然高挂古镇街头，由陶然的长子陶洪章（1918—1986）的最小女儿陶心华及其夫君高毅支撑门面。高毅为来古镇的游客热情服务之余，热衷摄影创作，技艺日益精进，以致令个体户同行刮目相看，还被老年大学聘为摄影教授。

高毅与陶心华的独生女儿——高陶，已经接上班，成为父母亲的得力助手。

高毅有一个雄心勃勃的构想：在王斗神巷陶家老宅建一座照相博物馆，兼作摄影爱好者聚会交流的艺术沙龙，为河下古镇多增加一个人文景点。在院心恢复“玻璃房”，不成问题；当务之急是搜集、抢救当年集中使用后来陆续散失的各种型号的老式照相器材，还有相关单据、文件、来往信函等历史原件。他盼望得到地方领导及社会各界广泛的理解与支持。

淮安第一个摄影世家的故事，仍在精彩地演绎着。

（调查整理：樊国栋  提供：高毅）

wuode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