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学：人类思想市场的高地

欧莱全有机

大学，这一组织，历史悠久，且富有效率。

尽管最早的大学，如牛津、剑桥、巴黎，其使命与今日大学有所不同，但大学作为人类思想市场的高地，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。

说到大学的使命，我们不自然地闻到一股由各名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熬制的鸡汤味。回到现实，人们对这碗鸡汤颇为纠结：一边不停地骂大学，一边拼命地将孩子送往大学。

梅贻琦校长说：“所谓大学者。非谓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”哈佛大学第23任校长柯南特也说：“大学的荣誉，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，而在于它一代又一代人的质量。”

大师培养人才，大学的使命就这么简单。

但钱学森又问：“我们的学校为何出不了大师？”

这就麻烦了。有人说是大学教授的问题：教授不说真话，只人云亦云，谄媚之风鼎盛；亦或沉默、沉默、沉默。教授不求真知，只堆积流水线式论文。

学者，是一个社会道德的天花板。

因为学者的任务就是说真话，传真知，寻真理。如果学者失“真”，整个社会的道德天花板则垮塌。

为什么要对学者、教授进行道德绑架？

其实这不是道德绑架。如果把大学当作是思想市场，问题就变得清晰了——求真是学者在市场分工中的基本职责。一个教授不讲真话、传真知、寻真理，就像一个面包师制作劣质的面包一样。

大学是人类思想市场的高地。大学出不了大师，教授不探索真理，就很难供应高质量的思想产品，自然就出不了高质量的人才。高质量的思想产品其实就是“求真”——思考的逻辑、科学的规律、法律的正义等。劣质的大学，等同于劣质的思想市场。劣质的思想市场，充斥着歪理学说与谄媚谎言。

所以，大学的问题是思想市场的问题。

有人问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·哈里·科斯：“为什么没有中国科学家被授予诺贝尔奖？”

科斯的回答是：“中国没有理由比韩国、日本或美国缺少创意。只要中国开放思想市场，允许大学独立、自治，给私企以与国企同等的待遇，中国就会迅速在科技方面更上一层楼。”

科斯是“思想市场”概念的提出者，他将思想作为一种市场来处理。他认为，思想市场涵盖演说、写作及宗教信仰活动。早在1973年，美国经济学会组织了一个专题讨论：“第一修正案的经济学”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涉及言论自由。言论，在经济学中怎么界定，是不是一种市场？

对此，科斯写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，叫《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》【1】。他指出美国社会存在的一个悖论：知识界、新闻界、学术界认为思想应该是高度自由的，而商品市场却应该加以管制。科斯以广告为例，广告，作为商品市场，受到各国的管制，但广告同时也是言论自由，应该保持高度自由。当今最出名的凯恩斯主义者斯蒂格利茨，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演讲支持言论自由，但其一生的学术成果都主张干预主义。

科斯的结论是，思想市场与商品市场没什么不一样，应该一视同仁。

他曾经指出：“回顾中国过去三十年，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不已，往前看，未来光明无量。但是，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，即缺乏思想市场，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。”

科斯希望中国的思想市场，与商品市场一样有效率，而思想市场的滞后阻碍技术进步。

有人可能会提出质疑：自由的思想市场一定能出大师，能促进技术进步？教授们会不会更加依附利益，把研究事业当成逐利生意？

其实，大学是思想市场，本身是逐利的；教授的事业，也是一项逐利的事业。只是这个利，不仅仅是经济利益，还包括社会声誉、探索真知的价值感等等。

所以，知识分子需要追求道德性，但道德性与自利并不矛盾。比如，一个大学教授为发现真知的价值感而创立了科学理论。这种自私是对社会有益的。哥伦比亚大学传奇教授爱德华·泰勒给学生上课时强调：“每个人接受大学教育的目的就是自私的。你的使命就是要建立自我。”

自由的思想市场不一定能够创造真知。这需要一个前提，那就是自由的社会。非自由的社会不需要真知，也不需要自由的思想市场。在自由的社会中，有人可能会依附权力，有人可能会依附利益，但只要教授们都为自利而教书、做研究，那么自由的社会定然会导向思想市场创造真知。

为什么？

因为自由的社会需要真知。企业需要掌握科学知识的学生，法院需要掌握法学知识的学生，设计院需要掌握设计技能与美学知识的学生，社会与家庭需要具备人文素养的学生。反过来，无法传授真知、培养人才的大学会被社会淘汰。

这会不会导向大学从事功利性的应用性的研究？

哲学家尼采将功利性大学蔑称为“生计机构”——“一个可供使唤的丫鬟”，“一个有智识的女仆，生计、收益、需求方面的女管家”。他认为，“唯有在一个超越于这个窘迫、必需、生存斗争世界的大气层里，教育才开始”【2】。

尼采及任何对教育功利主义的批评，在非自由的社会里都是对的。在那种环境下，功利性的大学与学者会沦为权力的奴仆。但是，在自由的社会中，大学的功利与真正的教育并不矛盾。大学，未必是功利主义的，但必须追求效率（效用）。美国大学教授如果长期不出任何成绩也会被解雇。在自由的社会中（注意前提），大学的功利主义不一定导向应用性技术研究。

这与思想市场的分工水平有关。基础性研究是思想市场的上游领域。市场分工越精细，基础性研究越深入。根据斯密定理，市场分工由市场规模决定。自由市场越庞大，思想市场规模就越大，思想分工就越精细，基础性研究就越发达。

硅谷是全世界最顶级的科技市场，科技市场促使思想市场分工精细化，造就了杰出的基础性研究。反过来，基础性研究又促进了科技市场。今天的斯坦福大学，应用性研究与基础性研究相互促进，功利性研究与学术性研究相得益彰。

真正的科学家会说，科学家从事研究，与经济利益无关，只是为了探索自然、追求真知。丘成桐教授曾经就说过：“发展像数学这样的基础科学，目的并非直接为经济和技术服务。”他举例说：“科学家研究电磁学，是因为不了解电和磁的关系”，“发现量子力学，是因为对光到底是粒子还是波产生了疑问”。

丘成桐教授说的是对的，这说明思想市场分工到了一定的程度，市场的价值反馈健全，科学家只需要基于价值感投入基础性研究，即可获得最大的预期效用。科学家纯粹地探索真知，但完全不影响其应用性。

所以，在自由的社会中，“求真”是大学与教授唯一的生存法则。只有自由的思想市场，才能让大学研究的应用性与基础性、大学教授的道德性与经济性调整到同一个频道一——说真话、传真知、探真理。

大学，欲出大师，欲出真知，必须发展自由社会，做大思想市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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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形针

大学，必经之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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